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辩证关系


发表人:  发表时间:2010-04-28 15:54:57  点击量:

来源:       2010-04-28 

 在任何社会里,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同时,解决民族问题又有利于解决社会总问题。
    (一)民族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只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民族问题总是与社会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总问题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种族、宗教等所有方面问题的总和;而民族问题是构成社会的民族这个特定群体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因而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只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因而如何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和增强经济基础,便成为社会总问题的基本内容。民族问题是随着这些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的社会问题之一。
    马克思首先指明了民族问题是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胜利的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进一步指明民族问题以前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指出:“民族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在批判第二国际认为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无关的机会主义观点时又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造现存总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江泽民进一步强调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就说明,尽管社会环境条件不同,国家政权性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它们所提出的民族问题,总是和社会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是从属于社会总问题;离开了社会总问题,就无法提出民族问题,更谈不上协调和解决民族问题。因此,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历史条件下,社会总问题都大于和高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只能从属或服从于社会总问题。
    (二)民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总问题中具有相应不同的内容和任务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都是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民族问题在本质上是统治民族或强大民族对被统治民族或弱小民族的压迫、剥削、掠夺和同化,以及被统治民族或弱小民族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封建独裁、专制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封建割据、关税壁垒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随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的发展,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反对异族压迫,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国家,是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也是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对立。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已经超出一国的范围,而进一步扩大成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民族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这一时期争取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形式。
    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进程开始了。废除以往的民族压迫剥削制度,确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如何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民族问题。
    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民族问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并具有反对双重民族压迫的特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民族的压迫。帝国主义列强在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的同时,也把魔爪伸向了地域辽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都有着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共同命运。争取从这种外来的民族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成了我国各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共同事业。二是反对国内存在着的民族压迫。无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族的封建贵族统治,还是代表大汉族主义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虽然统治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歧视或强制同化的政策。而且,我国国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沆瀣一气,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又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在一起。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逐渐形成三位一体,成为压在我国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为各族人民起而与之进行斗争的三大共同敌人。其中,帝国主义既是我国各民族最大的压迫者,又是另外两座大山的“靠山”,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由此可见,不反对帝国主义,不仅不可能把各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也不可能把少数民族从国内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不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推翻国内民族压迫制度,也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民族的压迫。因此,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问题,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互相联系和汇合起来,而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成为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当时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从这个特点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即: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正是依照这个纲领,在领导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走出了一条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为我国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新道路。这是一条变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从此,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我国大地上,彻底推翻和消灭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问题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重要内容。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民族的实际出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主要进行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废除了各民族历史上的落后制度,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族人民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前一项任务早已经胜利完成,后一项任务也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突出地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江泽民在1999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从历史到现在,从外国到中国,都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三)解决民族问题与解决社会总问题有着互动的关系
    民族问题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总的来看它又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列宁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刻观察和分析后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建立民族国家;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列宁又指出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两种趋向,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反映,也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但“文化大革命”却把我们党在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一度出现的“左”的错误推向极端,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定含义照搬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上来,把民族问题完全混同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模糊并抹煞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界限,根本否认社会主义时期还有民族问题的存在。教训极为沉痛而深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批驳了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提法,从思想理论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回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来。
    事实上,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的不平等的存在及民族差别的存在,民族问题不仅是大量、经常地出现,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尤其是现阶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民族还处在初步发展繁荣时期,与之相伴随的民族问题还将长期存在,而且总是与社会其他问题紧密相连并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缩小民族间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经常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作斗争,特别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随时警惕和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关系上的挑拨离间及各种破坏活动。正因为如此,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首先从解决社会总问题人手,必须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否则,仅仅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而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效果的。
    民族问题虽然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但对民族问题的有效解决,也会对社会总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中央王朝,凡是认真对待民族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妥善予以处理和解决的,整个社会就呈现政治安定、民族和睦、经济发展、文化兴旺的景象。譬如.夏、商、周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上古的三代,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它们为统治其他民族和协调民族关系而制定的若干民族政策,如因俗而治政策、德化怀柔政策、和亲通婚政策、和平结盟政策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为后来的中央王朝制定民族政策时所借鉴。秦汉、隋唐时期,还新增加了开拓移民政策、羁縻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和睦及相互间的经济交化交流。元、明、清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各个朝代的民族政策,并在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族立法、行政管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对协调和处理民族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朝制定和奉行了比较得当的民族政策,从而为最终奠定我们祖国今日的疆域和版图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汉人的排满情绪是错误的,他特别强调不能仇视满人,“务于之平等处于中国之内”。他主张“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称这种统一的民族为中华民族,并确信“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在如何实现民族统一的问题上,孙中山最初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实行民族同化。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强调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以求独立解放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两个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并认为前者是中华民族的自决,后者是中国各民族的联合。尽管当时孙中山并未能找到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联合的途径,但是,他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就如何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提出一些正确的主张,无疑对推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解决我国当时的社会总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从有利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局,高度重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他还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并进一步指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就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是一个整体,包括以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结合而成拥有广大人口的统一国家的利益,体现着中国各民族整体的最高利益。因此,中国民族问题的总纲领是“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个纲领的实践过程,也是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过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领导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可以说,我国已成为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范例。
    反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民族问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比如否定民族差别,宣称各民族已经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苏联人民”,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等等。正是由于他们处理民族问题不当,诱发了其他诸多问题的产生,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和政权性质的改变。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教训充分说明,民族问题虽然只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但它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与社会总问题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它、小看它,否则,就会出乱子,就会影响大局。
    我们党成功地处理民族问题,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在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风险,有政治领域的也有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但我们都顶住了,保持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始终同心同德、紧密团结。”

(来源:国家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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